宋朝的朋党之争是怎么回事?苏轼兄弟为何和程颢兄弟不对付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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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朋党之争是古代政治中的一个常见现象,可以说贯穿人类整个历史,有的朝代规模较小,暗流涌动;而有的朝代最为明显,针锋相对,以宋明两代尤甚。

  宋代的党争,肇始于北宋宋神宗熙宁二年(1069年),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变法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保守派之间,相互争斗,相互贬斥,新旧党争前后凡五十余年,对北宋的政治产生颇大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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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王安石和司马光相继去世后,党争并未停歇,反而愈演愈烈,并且新旧党派也发生裂变。其中保守派分为三派,以苏轼苏辙为首的蜀党,以程颢、程颐为首的洛党,以及以刘挚、王岩叟、刘安世等为首的朔党,相互攻击,不可开交,历史上被称为“蜀洛朔之争”。

  蜀洛朔之争,起始于蜀党和洛党领军人物的相互不对付,从言语讥讽、互不往来演变到上表弹劾、意气之争,然而“鹬蚌相争”的结果,两败俱伤,“渔翁得利”,朔党乘机掌权。然而也只是暂时而已,到了宋徽宗上台,重用蔡京,以至于守旧派全部被驱逐出朝廷,此时所谓的“变法派”完全控制权力,直接造成北宋灭亡,这是后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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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么,蜀洛朔之争,究竟起因为何?我们就来翻开历史记载,寻找原因所在。据朱熹、吕祖谦等编撰的《程子微言》,龚颐正编纂的《皇宋治迹统类》,张端义笔记《贵耳集》等记载,蜀洛之争肇始于司马光去世的吊唁礼节之争,各个版本略有差异。

  《程子微言》记载:司马光去世后,朝廷让程颐主持丧事,吊丧当日,是朝廷祭祀明堂大礼,进行大赦,于是群臣往贺。然后再去祭吊司马光,然而程颐认为“庆吊不同日”,于是苏轼和苏辙只好半道折返,苏轼说道:“鏖糟陂里叔孙通也。”,意思是指程颐犹如汉代出身不好迂腐的叔孙通。

  《皇宋治迹统类》记载:程颐并未主持司马光丧礼,而是在朝廷明堂典礼大赦后,群臣称贺完结后,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,于是程颐说道:“子于是日,哭则不歌。岂可贺赦才了,即往吊丧?”,坐客有难之曰:“孔子言哭则不歌,即不言歌则不哭。”,苏轼遂戏程曰:“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。”,众皆大笑。结怨之端,盖自此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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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两则记载,说明一个事实,那就是程颐坚持认为古礼“庆吊不同日”,并且以孔子说的“哭则不歌”为由,不建议人们去吊唁;然而有大臣认为,即便是孔子说过“哭则不歌”,也没有说过“歌则不哭”,因而认为程颐一是太古板,再就是强词夺理,而苏轼则开玩笑说程颐就是汉代的叔孙通,因而双方结缘。

  为何说程颐是叔孙通,惹得程颐生气?我们先来看看叔孙通此人。叔孙通是秦始皇时的待诏博士,曾经把起义军说成“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,何足置之齿牙间?”,以此谄媚秦二世,因为被封为博士(官职)。秦朝末年依附于项梁,项梁死后跟随项羽,后转投刘邦,《史记·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》其学生指责他:“公所事者且十主,皆面谀以得亲贵。”。汉朝统一后,帮助建立汉代朝仪(大多为秦代礼仪),被封为太子太傅。并且参与阻止了刘邦废除太子刘盈汉惠帝刘盈即位后,用他制定了宗庙仪法及其他多种仪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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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关于叔孙通的评价,颇有差异,司马迁大加称赞,认为叔孙通因时而变,为大义而不拘小节,称之为“汉家儒宗”;司马光则指责叔孙通媚俗取宠,遂使先王之礼沦没,又认为叔孙通说的“人主无过举”,是文过饰非,不能称为大儒。不管后人对叔孙通评价如何,然而叔孙通“面谀以得亲贵”是公论,因而,苏轼把程颐比拟为叔孙通,程颐自然不痛快。

  二人发生龃龉的另一件事,那就是居丧食素还是食肉之争。《程子微言》记载,有一次是宋太祖忌日(或中元节),在相国寺祈祷,程颐让僧人准备素食,苏轼取笑他说:“正叔(程颐字)不好佛,胡为食素?”,程颐道:“礼,居丧不饮酒食肉,忌日,丧之余也。”,然而苏轼则认为完全不必要,于是让准备荤食.,并且开玩笑说“为刘氏者左袒!”,效仿汉代针对吕后的典故,于是程颐同其弟子范淳夫等食素,而苏轼和秦观、黄庭坚等食肉,两派对立,从此开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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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,《程子微言》认为当时宰相为吕公著,而吕公著凡事经常咨询程颐,苏轼苏辙认为程颐在中间捣鬼,使得朝廷任命往往提拔程颐派弟子,而压抑苏轼及其弟子等,于是这三件事使得蜀派和洛派龃龉,产生对立。

  那么,我们就来分析一下,以上三个原因产生的背景。我们先来看看苏轼兄弟和程颐兄弟。可以肯定的是,这四位都是宋代杰出的人才,不但对宋代影响甚巨,而且对后世影响巨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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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苏轼、苏辙两兄弟,和其父亲苏洵,同列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三。苏轼(1037年-1101年)更是宋代最杰出的诗人、文学家、书法家和画家,为北宋中期文坛领袖,在诗、词、散文、书、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;苏辙(1039年-1112年)则是著名文学家,以散文著称,擅长政论和史论,官至宰相(门下侍郎)。

  程颢、程颐兄弟,为北宋理学家奠基人物。程颢(1032年—1085年)为进士出身,官至监察御史;程颐(1033年—1107年),布衣出身,曾任崇政殿说书。二程官职不高,然而影响巨大,尤其是到了南宋,朱熹作为二程四传弟子,建立“程朱理学”,从而被后代统治者奉为圭臬,对后世影响尤为显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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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苏轼兄弟和程颢兄弟,其风格和为人处世都不相同。苏轼为人豪爽豁达,不拘小节,风趣幽默,结交广泛;苏辙为人沉稳,淳朴无华,论事精确,冲和澹泊;程颢沉静有智,潜身修为;程颐至诚教学,诲人不倦。若以对文化的贡献,四位都是人中龙凤,然而若以为人处世而言,二苏似乎要比二程更为接近人情,而二程似乎过于严肃,近乎虚伪。

  就以苏轼而言,其反对王安石变法,依然敬之交之,不因政见不同而摒弃其人,二人的交往也堪称君子之交;赞同司马光之言,然而却不曲意阿谀,对司马光完全废弃变法,敢于直言反对和抨击,完全是以民为上。以至于一生频繁被打压,既不能容于新党,又不能见谅于旧党,然而无愧于天地良心,堪称坦荡君子。苏辙虽然被其兄的风光所遮掩,沉默寡言,少成稳重,然而敢于抗争,频繁上疏抗辩,颇有治世之才,奈何不为时所用,埋没才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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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程颢、程颐兄弟,自幼深受家学熏陶,在政治思想上尤受其父程珦的影响,以反对王安石新法著称。程颢为进士出身,官职卑微,在世时潜心教育,至诚修身,因而声誉远播。程颐则进士落第,从此专心传播教育思想,因而门人甚众。不过,从《宋史》可以看出,二程兄弟似乎过于拘泥古礼,不近人情,颇为迂腐。

  诸如程颢,在被吕公著推荐为监察御史后,宋神宗素知其名,数次召见,程颢每次都想用至诚感悟皇帝,因而经常忘了讲解时间。有一次讲解到了中午时分,已经过了皇帝吃饭时间,以至于被宫人指责“御史不知上未食乎?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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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而程颐,则更为古板,近似迂腐。其提倡的“去人欲,存天理”,认为“饿死事极小,失节事极大”等等,把儒学和天命神学相结合,神化儒家学说,对后世影响甚大,成为历代统治者用来愚弄百姓的工具。然而,这种学说忽视了人的基本诉求,压抑了人性,以至于造就了很多虚伪的“道学家”和“理学家”,嘴上一套,行为上一套,言行不一,余毒至今。

  就拿小事来说,程颐远不如程颢,二人都不信佛,然而行事风格截然不同。一次,“明道与伊川同入庙,明道见佛揖而进,伊川则否。门人问之,明道曰:但论年齿,他也比我多几岁,一揖何妨?”,可见程颢见解远比程颐要高,既然进了寺庙,不妨对佛祖表示尊重。还有一次,兄弟赴宴,座中有妓,程颐拂衣而去,程颢视而不见,同他客尽欢而罢。次日,二程言及此事,程颐犹有怒色。程颢笑道:“某当时在彼与饮,座中有妓,心中原无妓;吾弟今日处斋头,心中却还有妓。”程颐愧服。可见二人的境界差别很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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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而,苏轼和程颐,两个人发生龃龉,虽然源自丧礼和食素之争,其实,更内层的原因是关于对“君子”认知之争。虽然二人都学识渊博,博学广览,然而程颐则走向极端,认为一切都要遵循古礼,不可更改,僵化拘泥,颇为迂腐;而苏轼是性情中人,认为“君子坦荡荡”,不能心口不一,在不违反礼法的情况下,可以适当做出改变。见解不同,自然产生相互排斥。

  还有一个原因,那就是苏轼兄弟都是科举出身,而程颐则是布衣出身,并且因为得到当权者的宠幸,才得以跃身龙门,自然心中不平。本来苏轼并非对布衣有偏见,从其交往来看,布衣陈季常、僧人佛印等,苏轼都非常敬重,并非因为是布衣或僧尼而嫌弃,反而交往频繁,主要是性情相投,兴趣相近,再一个就是并非虚伪之人。而反观对待程颐,则认为其虽然是布衣,却干预朝政,左右朝廷用人,因而认为程颐是伪君子,正如苏轼奏状亦自云:“臣素疾程某之奸,未尝假以辞色。”,意思是对伪君子从来不对付,这是二人交恶的原因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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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过二人发生对立,只不过是言语之争,或者不相往来,可是对于门人弟子则不同。在党争频繁的宋代,对于某人不敬或者厌弃,那就是对小团体的不敬。于是,程颐的弟子门人贾易、朱光庭首先攻击苏轼,借口苏轼在策问中提出效法“仁祖之忠厚”则官吏们偷惰不振﹐效法“神考之励精”又使官吏们流于苛刻,藉以攻击苏轼诬蔑宋仁宗不如汉文帝,宋神宗不如汉宣帝,以为是对先王不敬。”,这时蜀人吕陶、上官均不肯坐视苏轼所受排挤,挺身而出为苏轼辩护,指责朱光庭借机替程颐泄私忿,无所偏袒的范纯仁也觉得朱光庭的奏章太过分﹔而侧身于朔党的王岩叟则支持程颐。

  洛党和蜀党相争的结果,苏轼外放,程颐被罢崇政殿说书,两败俱伤,以刘挚﹑梁焘等北方人为首的朔党控制了政府﹐成为司马光保守派的真正继承者。随后﹐朔党又同吕大防发生矛盾﹐权势之争﹐愈演愈烈﹐而一些投机分子如杨畏之流又交斗其间﹐政治局面更加混乱﹐最后经受不起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打击,完全垮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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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到了宋徽宗时期,蔡京上台,其弟弟蔡卞是王安石女婿,因而在派别上自然属于新党一派,并且蔡京是个政治投机者,王安石变法时拥护变法改革,元祐初又附和司马光积极推翻新法,绍圣初又积极附和新法,一切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上。在宋徽宗支持下,便把元祐、元符间保守派当人309人列为奸党,将姓名刻石颁布天下,这就是著名的“元祐党籍碑”。

  有趣的是,同为保守派的苏轼兄弟和程颐并不对付,然而都被列入。其中苏辙曾任宰臣执政官被列于文臣序列,而苏轼虽然去世也被列为曾任待制以上官序列,程颐被列为余官序列,程颢则未被列入。直到后来蔡京倒台,这个碑石才被诏毁。不过,我想,如果苏轼在世,也是誓死不愿和程颐同列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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